史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痕迹，我们只有依据史料才能认识、解释、建构、编纂历史。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、整理、鉴别和运用的一门学科，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，在整个历史学知识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，故而我们认为它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基础学科。

　　史料与历史学相伴而生，史料学最初就包含在历史学之中，并随着历史学内部分工的日益细致，逐渐独立为历史学中的一项专门学术。进入20世纪，在中西古今史学交汇之际，史料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起来。凡是以“史”为名的学术或涉“史”学科，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才能开展研究，史料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。但是，较之史料搜集、整理、鉴别、运用等史料学的长期和广泛的实践，包括中国历史学“三大体系”在内的史料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则显得滞后和不足。20世纪上半期，史料学问题往往包含在史学概论、史学方法论一类的书中，学科意识不强，至今仍有不少此类著作中列有史料学的专章。1949年以后，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自觉地进行史料学体系的建设，其中有的是学术呼吁，有的则是具体探讨和设计。但是，迄今仍然没有一部全面反映史料学知识体系的通论性著作，这说明史料学的知识体系建构还处于发展完善之中。中国历史学“三大体系”建设的提出并付诸实践，将推动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踏上一个新台阶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从20世纪以来，因七科之学代替了四部之学，各学科的历史分属各学科编纂，如文学史、哲学史都有史料学的问题，这些涉“史”学科也各有自己的史料学著作。本文所言史料学不止局限在历史学学科内部，而是包括所有涉“史”学科的史料学，其中重点考察文史哲三大涉“史”学科的史料学。

　　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，在史料的搜集、整理、鉴别、编刊、运用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但对史料学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，对史料学的理论方法的探讨相对薄弱，在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也有较大空间。这是当前史料学的总体状况。就取得的成就而言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。其一，各通史、断代史、专史等学术领域，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文献。形式上有史料汇编、史料选编、史料丛刊、史料专刊等。比如，20世纪上半期的四大新发现的史料，甲骨史料、敦煌史料、内阁大库档案史料、西北汉简史料等，均进行了研究和编刊；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古代各类典籍的整理出版，近代史资料丛刊、专刊等文献的搜集、整理与出版，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相关史料汇编等，都是史料学成就中的荦荦大者。这些属于史料学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就。其二，出版了各史的以“史料学”或类似命名的著作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，这类著作大约一百部，如通贯性的有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》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》《中国文学史史料学》《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》等，断代的有《唐史史料学》《清史史料学》《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》等，专门的有《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》《青海史史料学》《汉文南亚史料学》等，史料学理论类的有《史料与史学》《史料和历史科学》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》等，史料学史类的有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》《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》等。此外，还有翻译的国外的史料学著作，如苏联柳勃林斯卡娅的《中世纪史料学》等。其三，出版了一些以史料学理论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著作，并对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广泛探讨。相关的著作有：翦伯赞的《史料与史学》、胡厚宣的《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》、谢国桢的《史料学概论》、荣孟源的《史料和历史科学》、齐世荣的《史料五讲》、金宏宇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》等。这些著作也多以史料的利用为学术宗旨，如谢国桢的《史料学概论》，严格来说，类似于历史文献学概论之类的著作。对于史学即史料学、二重证据法、史源学等，都有较多的探讨。其四，成立了一些史料学学会。例如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、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等。这些史料学学会，搭建了史料学学术平台，促进了学术交流。其五，兴办了一些学术刊物。比如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《近代史资料》、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编印出版的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等。这些辑刊资料挖掘并保存了历史信息，服务于历史研究者的需要。

　　二、当前史料学存在的不足、问题及其成因

　　史料学发展到今天，由于自身及外在的各种原因，存在以下不足及问题。

　　其一，缺乏一部成体系的史料学理论专著或《史料学通论》。上面提到的翦伯赞、胡厚宣、荣孟源、齐世荣等人的著作，严格来讲，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史料学知识体系。金宏宇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》一书，是史料学理论方法方面的最新成果。作者自言，这是一部方法论的著作，“本书主要讨论史料问题和史料研究方法问题，所以可视为一部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著作，多半参照或仿效历史史料学、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”。该书的导论部分，比较集中地表述了作者对史料学的看法；第一、第二章的“史料批判”“史料分类批判”，以及第八章“考证方法批判”，多有理论和方法的新见；其他各章讨论的是辑佚、版本、校勘、目录、注释、汇编等问题，这似乎还是一个历史文献学的架构。安作璋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第一编“史料学引论”，讲的是史料学理论问题”，共分为五章，史料、史料学、史料学和历史科学、史料学和其他相关学科、史料学研究的多方面意义及方法，可算作较为全面的史料学体系的著述，但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，仍然遗漏不少。

　　其二，对史料学一些具体理论的探讨也不充分。诸如史料与历史本体的关系，史料与史实的关系，史料与观念、思想、理论的关系，史料与主体之间的关系，等等，都没有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探讨。以史料与史学观念、思想、理论的关系为例，虽然20世纪50年代曾经讨论过史论关系，但只是得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认识，如论从史出、史论结合等，具体的内涵尚需深入研究。从史料学实践的历史来看，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。一是史料被发现后，从中生出新的认知和观念，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，史料的发现刺激了新课题、新观念和新见解的产生。比如，甲骨学、敦煌学的产生，二重证据法的提出，等等。二是新的观念、思想及理论开出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，进而需要相关史料，于是学者们有意去寻求相关史料。比如，农民战争史研究激发了史家对下层民众史料的开发；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促使中国史家寻求中国史学中的史学理论，章学诚等被挖掘出来，以与西方史学理论相比肩，等等。再如，主体和史料的关系问题，当年荣孟源提出史料具有阶级性的论断，注重了史料产生的主体问题，实际上，用“史料具有主体性”表达更符合实际情况。在处理史料的过程中，时时都有主体的伴随，史料的留存、史料的流传、史料的整理鉴别、史料的运用实践等各个环节，史料都会打上主体的烙印。在史料解读和史料采择两个方面，主体性表现得尤其突出。例如，王国维、郭沫若对待甲骨文，郭沫若与翦伯赞对曹操的认识和评价，郭沫若与范文澜对《诗经》“雨我公田”之解释等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　　其三，迄今没有一部中国史料学通史。史料学发展的历史已历百年，作为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，不但至今没有一部史料学通史，各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中也没有史料学的相关内容。曹树明的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》和刘萍、李学通的《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》算是史料学史的著述，但前者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而论，后者局限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史料学发展，况且这两部书，前者以史料学家及其著作为个案编排，后者以史料学文献成果介绍为主。此外，金宏宇书中的附录“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派”，是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的论述；这些著述虽然属于对史料学史的探讨，但均是局部的梳理和评论。上述学者都没有打破文史哲学科界限，写出一部纵通与横通结合的史料学史。要解决现实问题，就要回顾历史。史料学史上，有着大量的供我们今天建设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实践经验、认识资源和思想素材，这些都需要研究史料学史。

　　其四，存在史料观念及运用上的偏颇。比如，过于追求新史料，而对旧史料用功不够；过于重视史料范围的扩展，而轻视对已有史料的解读；过于重视出土文献，对传世文献重视不够；片面认为原始史料价值高于次生史料等。又比如，人们普遍注重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史料的价值，但这要辩证地看待。从主导方面看，越是原始的第一手史料，时间上越是接近事件发生的实际场景，史料价值自然较高，因为没有经过史料流传过程中一次次主体的“污染”。但是，事件当事人或原始史料的留存者，因与事件关系密切，所谓恩怨未绝，故而这类主体同样影响史料的真实性。固然，史料流传愈久，失真的可能性越大，但这种失真，是相对于史料的第一留存来说的，并不是就历史真相而言，后世史家对史料的反复考辨，却能够促使历史真相日益清晰。况且，当时所存多种记载可能还未问世，一时不能对勘考辨，后世资料丰富，具备了比较鉴别的条件，进而更能考得历史真实。

　　其五，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贡献研究远远不够。当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发展的时期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则重视不足，更多的还是局限于他们的理论贡献。迄今未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史料学的专著出版和科研项目立项，只有一些单篇的文章问世，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研究是不相称的。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傅斯年等人的史料学，而事实上，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贡献更大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不但经年累月地进行史料的搜集、整理和鉴别，有着丰富的史料处理经验，而且在史料学理论上亦有重要建树，如荣孟源的《史料和历史科学》这部书，虽然体系性不强，但充满了真知灼见。该书分为15个专题，即由15篇文章组成，前四个问题是“史料和历史科学”“史料分类”“阶级分析”“辨别真伪”，属史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。荣孟源既有长期搜集、整理、鉴别和汇编史料的实践，又能够从实践中抽象出自己的认识和理论。他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他提出史料具有阶级性的论断，完善史料分类体系，丰富和发展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。

　　此外，当前史料学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不足与问题，如没有关注中国的世界史史料学的建设问题。虽然各大学历史系都设有史料学类似的课程，但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史料学著作迄今付阙；人们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文字史料，对其他类型的史料如口述史料、音像史料、实物史料等重视不够；大学史料学课程的设置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位置，以及与“中国历史文选”“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”课程的关系，与通史、断代史、国别史、专门史等课程之间的关系，都没有很好的思考和解决；文史哲史料学界学术交流不够，虽有上述史料学学会，但相互之间交流很少，甚至没有互动。

　　上述史料学发展的诸多不足与问题，大概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。其一，史料学学科意识不明晰，加上史料学所涉学科和领域较多，因此，直至今日有些史料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未达成共识。比如，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还是分支学科的问题，史料学与文献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，等等。故而，史料学学术体系受到学科体系建设不足的影响。其二，因为史料学的应用性特别突出，所以不少人认为，这一学科既然重在应用，就不大需要进行理论的提升、方法的探讨和知识体系的建设。甚至有人将史料或史料学与理论相对立，而不是有机结合起来。其三，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史料的搜集、整理、鉴别和编刊上，常常无暇顾及史料学理论的思考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。因为每个“史”的分支学科，新史料源源不断地出现，都有大量的史料整理工作要做，需要耗费学者们大部分的精力，所以他们对史料学自身的发展完善反而思考较少。

　　三、当前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与目标

　　历史以求真为其学科本质，不真的历史往往没有价值。真实历史的取得，首先必须严格审核史料，并科学解读史料。当前史料学面临着社会和学术的多方面需要，也面临着数字技术的冲击和挑战，尽快建构和完善史料学的知识体系，是必要的，也是迫切的。

　　其一，发展唯物史观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，史料学有其基础性贡献。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之一是实事求是，以求真为宗旨的史料学尤其能印证和发展唯物史观；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实层面上一是虚构伪造历史，二是歪曲历史断章取义，这些均需从史料学的角度加以厘清，需要对相关史料进行搜集、鉴别和考证。其二，纠正传延已久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误解。有人认为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重理论、不重史料，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史学虽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以理论取胜，但此后从未忽视过史料，只是理论与史料同样重视，并在理论上更胜一筹而已。就史料学理论层面而言，有翦伯赞、荣孟源、王可风、齐世荣等史家的著述；就史料学的实践层面来说，近代史料的整理与出版、古代典籍的校订和刊行等成就斐然；就史料学的教学而论，各大学历史系课程体系中都设有史料学课程。这些都是重视史料学的充分体现。其三，对涉“史”类学科而言，需要进一步夯实其史料的基础，因为史料对于它们不可或缺，离开了史料，其研究就无法开展。中国古典文学史史料学专家刘跃进曾说：“谁绕开史料，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。” “史学即史料学”的论断固然是错误的，但离开了史料则无史学可言，也是学者的共识。其四，当前各级各类课题多有史料“整理与研究”类的项目，也需要史料学理论方法的指导。从近年获批的各类项目来看，一个重要现象是从国家重大、重点、一般到地方省市及部门的科研项目，以“史料”“文献”“资料”整理与研究立题获批者，占了很大的份量，但作为史料学一部分的“史料整理”，不论其历史，还是理论，均疏于总结，这类整理研究性项目急需史料学理论及方法的指导，其最终成果的成败及评判，也需要史料学的衡准。其五，数字技术冲击人文社会科学。数据库等电子版史料迅速涌现，史料的存储技术、检索技术、传播技术大大进步，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触及人们对史料的解读。新技术可谓对史料整理、鉴别、运用和解释，构成了几乎全方位的挑战。史料学应因时而动，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以满足史学发展的新需求。

　　建构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料学知识体系，基本思路应该是，在搞清楚史料学历史及现状的前提下，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思想为指导，积极汲取其他学科的建设经验，面向史学发展的需要而进行。其中重要的工作，一是系统梳理史料学的历史；二是总结史家处理史料的经验教训，将之提炼为理性认识，形成系统的史料学理论。我们的出发点应是前人对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成就。在此，我们略作回顾。

　　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逐渐建构和丰富发展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自觉而明确地探讨史料学知识体系者，以王可风、陈高华、白寿彝、张宪文、张注洪、李永璞等学者最具代表性。

　　王可风是195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，多年致力于民国时期档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在丰富的史料整理经验的基础上，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提出史料学应成为一门科学，其根据“是它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科学的规律性”，“它是社会发展中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，科学的分工愈细密愈专门而形成的”。他从“中国史料工作发展的历史”“史料学是一门科学”“史料学的党性和阶级性”“史料工作应为政治斗争服务”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史料的批判运用”五个方面阐发了自己对史料学的认识，他的构想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在中国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，当然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。1983年出版的陈高华、陈智超等著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》应是第一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著作。陈氏认为，“史料学可大体区别为两类：一类研究搜集、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，可称为史料学通论；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、价值和利用，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。”作者将史料学分为史料学通论和具体史料学两大部分。就该书的内容来看，显然绝大部分属于具体的史料学。此后，不少学者延续这一分法，有的表述为理论史料学和应用史料学，同样也延续了重视应用而轻视理论的特点。白寿彝常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，对中国史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对史料学的知识体系，他有较为全面的构画。比如，他在论及“史学的任务和范围”时，指出史料学“包含理论的部分、历史的部分、分类的部分、应用的部分”。理论的部分“主要是研究史料跟史学领域其他部分的关系，史料本身的特点，史料学应当承担的任务”；历史的部分“是要研究史料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，如就中国而言，就是要研究中国史料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”；分类的部分“是要研究史料的各部分类的方法，目的在增进对各种史料性质的理解并因而便于收藏和检寻”；应用的部分指的是“版本、校勘、辑佚、辨伪之类”。他进一步指出：“近年所谓史料学，大致属于第四部分之内容为多。涉及前三部分的内容者，可说很少。事实上，在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，关于史料学的这四部分内容也都有相应的发展，不过我们注意得不够，因而有关的成果不多。”之后，关于这四部分内容的研究都有所推进，但重视应用部分而忽视理论、历史和分类的局面一直没有彻底改变。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》1988年第3期集中发表了张注洪、张宪文和李永璞的三篇探讨史料学知识体系的文章。张注洪特别注重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，认为史料学除研究具体史料的性质、特点、价值和利用外，还应有理论上的综合研究，包括征集史料、阐明史料源流、考证史料、评价史料、编纂史料、提供史料、利用史料七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，对于史料学知识体系中理论知识的建构颇有参考价值。张宪文认为，史料学的学科体系要把完整地反映史料和分析、鉴别、考察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。这对总体上构画史料学知识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李永璞则提出史料学体系应该包含七个方面：一是史料学的概念，包括史料学的对象、地位、任务、定义；二是史料学的内容，包括阐述研究史料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，评介古今中外历史的具体史料；三是史料的分类；四是史料的搜集；五是史料的考证；六是史料的整理；七是史料工作者的素质。应该说，这已经相当完整，但仍没有注意史料学自身历史的演变。以上诸位学者对史料学知识体系的认识和构画，虽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，但都给予了我们重要启迪和思想资源。

　　综合前人的认识和设想，基于史料学发展的历史，笔者以为：今天理想的史料学知识体系应该包括史料学的概念、范式、理论，以及史源学、史料形成学、史料分类学、史料取用学、史料学方法论、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等内容，可以分为四大板块：史料学理论、史料学方法、史料学实践、史料学史。

　　四、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做法

　　要构建上述理想的史料学知识体系，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。

　　其一，在观念方面，应明确史料学在历史学中的学术位置。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，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，文献学、文学、语言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，因为对历史学来说，它们不是必须的，只起到辅助作用，历史学可以借鉴它们的理论和方法，但它们不是历史学本身的构成。史料学则不然，因为历史学缺少了史料学，就不能称其为历史学。所以，判断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还是辅助学科，就看缺少这一学科后，历史学能否存在和成立。显然，历史学没有史料学是不能生存的，它是整个历史学大厦的根基。从重要性上说，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，而从学术谱系看，史料学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，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。

　　其二，应处理好史料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。20世纪以来，史料学与历史文献学纠缠不清，史料学与史学史二者容易区分，与历史文献学纠葛难明。大学“历史文选”“要籍介绍”一类的课程，与“史料学”课程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，也需要认清并妥善处理。史料学的学科宗旨非常明确，就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，而文献学没有这一宗旨；再者，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本身，属于文字史料，而史料学包含不止文字史料，还有音像史料、实物史料、口述史料等等。另外，史料学与图像学、考古学、简牍学等也属于交叉学科关系。对于这些辅助学科，我们可能的做法是：只取其有关历史信息部分，只取其说明、解决历史问题的部分。

　　其三，加强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史的研究，从史料学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资源，这是史料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。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史料学史的研究，应包括如下内容：史料学派研究、史料学文献研究、四大新史料发现及其史学意义研究、史料整理与鉴别研究、史料学思想观念研究、史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、史料观念研究、二重证据法研究、史源学研究、各类史料基本特征及其价值研究，以及大学史料学课程设置与教学研究等。

　　其四，应注重当前史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教训汲取，注重史料学方法的提炼和研究，及时丰富和发展史料学。例如，桑兵在《治学的门径与取法——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》一书中，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讨论史料问题，其中“晚近史料的边际与史学”和“各类史料的解读与运用”，颇有独到之处，特别是对日记、函电、历史档案、报刊史料的细致解读，抓住了各类史料的本质特点，都是可以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心得和经验。

　　此外，我们还要注重与文学史、哲学史界的史料学交流、合作，为新文科的发展提供基础；要勇于开拓中国世界史史料学新领域，并借鉴海外史料学的学术成就，交流互鉴。

　　建构和完善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过程，不仅需要史料学工作者的努力，也需要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者的支持，还需要至少文史哲三大学科领域的共同付出，建立相应的学术交流平台，加强学术互通，以会议、项目等手段，协同合作，定能推进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完善。在历史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，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着更好的前期资源，二重证据法、层累说、史源学都是中国史学界对史料学的独特贡献，并非照抄自西方。有学者认为，20世纪前期，在中国产生的新的史料观念，“与现代西方新史学所倡导的史料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”，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史学家对国际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”。我们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，以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史学，以及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成就为基础和前提，以中国历史学“三大体系”建设和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契机，努力建构一个包括历史、理论、方法、实践在内的，切于实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料学知识体系。